合同解除权探析

栾桂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买卖纠纷也急速的增加，合同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合同得不到正常履行在所难免，我国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当事人提前终止合同关系，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设定了种种限制，如适用范围的限制、程序的限制等，这些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滥用解除权现象的发生。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理解和认识不尽一致，有时对合同解除条件的掌握过于严格，使合同解除权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下面就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几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解除权的分类
　　合同的解除权分三种。第一种为协议解除，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可解除合同，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二种为约定解除，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三种解除权称为“法定解除权”或“单方解除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法定解除又可分为法定事由解除和法定任意解除，法定事由解除必须有法定的事由出现，一方或双方才能享有解除权，如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而法定任意解除是指对于特定的合同，无须法定事由，一方或双方即有解除权，如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二、法定解除权行使的主体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据此，多数人认为，合同的解除权行使主体，除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因素导致合同无效外，只能是受害方享有该权利，违约方不得行使。笔者认为，在上述法条列举的第一种情况下，应认定当事人均得享有解除权，其中任何一方均得以通知对方的方式行使，但在第二至第四种情况下，解除权是否只能由守约方单方享有值得研究。多数人从诚实信用角度考虑，认为不应当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否则会助长擅自毁约的风气，对市场秩序极为不利。但笔者认为，除了交易安全和秩序，还要兼顾成本和效率，以实际效果来考证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性，在特定情况下，违约方也可享有合同解除权。
　　我国将继续履行放在违约救济形式的第一位，继续履行成为违约救济形式的第一位，继续履行成为违约救济的首要措施。提倡实际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借助国家强制力让当事人一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无疑有助于合同目的正常实现。但是，继续履行这种救济方法的适用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相当大部分合同不适用继续履行，如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物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继续履行的非金钱债务，等等。上述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要么是违约方拒不履行，要么是违约行为已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如果此时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表明其已无意再履行合同，若是坚持合同解除权只能由守约方行使，则合同不能解除，表面上制裁了违约，保护了守约方利益，但实际效果未必很好。如果违约方仍坚持不履行合同，守约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最终也无法实现，不支持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但起不到保护守约方的作用，反而扩大了守约方的损失，同时也使该合同长时间处于不健康状态，对整个市场秩序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所以笔者认为，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第二至四种情形下，违约方和守约方都应享有合同解除权，只不过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应注意充分保护守约方的利益，违约方严格地承担违约责任。
　　三、解除权行使的认定
　　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理论上仍有争论，实践中做法也不一致，有的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的法院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对该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该法律条文的语义，解除合同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合同解除权人不得诉请解除合同或诉请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权人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起诉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样能够使合同是否解除问题较快得以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遇到阻碍的情况下，应当得到法律的救济；如果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权利仅由相对方行使，则可能因相对人不积极行使权利造成合同效力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两种相反裁判在实践中并存，并对当事人权益影响巨大，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我国原经济合同法规定，一方违约则另一方有权要求解除或变更合同，但变更和解除协议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在违约方不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而在仲裁和诉讼裁决之前，原合同仍有效。这样规定一方面使合同解除问题在程序上非常繁琐、过程非常漫长，另一方面，即使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往往守约方的履行时间也已过去，“裁决之前原合同有效”的规定使得守约方也会产生违约，这样对于保护守约方的权益和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十分不利。新合同法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促进经济流通效率，克服了原经济合同法的弊病，将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规定为形成权，权利人欲解除合同，履行法定程序（通知）即可，无须对方同意，也无须提请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行为的效力，可以方便快捷地消灭合同关系。当事人借助公权力行使合同解除权，对自身来说是极不经济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法制的倒退。
　　此外，从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应当得出公权力不得主动介入合同解除权的结论：首先，该条所使用的语言为“应当”，“应当”是强制性规定的用语，即解除权人欲解除合同，应当而且只能通过向对方发送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不能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解除。其次，该法律条款也为合同解除相对人规定了救济手段：“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由上可以看出，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法院或仲裁机构并不享有，是否要解除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立法者对于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持否定态度。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是否具备行使解除权的法定条件，当事人应当自己判断，而不是等待司法机关确认其具有解除权后才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合同一方认为自己具备解除权，尽可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或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解除无效之诉，由仲裁机关或法院在事后审查解除行为的合法性。综上，法院或仲裁机构受理合同解除的案件，应是合同解除的对方有异议，与合同解除方产生争议而由合同解除的对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请求的案件，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应受理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案件，替当事人行使权利。在行使解除权遭遇阻碍的情况下，如相对人不签收合同解除通知，由当事人自行收集已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的证据，合同仍自通知到达对方之日起发生解除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

1991年1月30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随着“扫黄”斗争的深入开展，制作、贩卖、传播、走私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仍然比较严重。突出表现是：已经明令查禁的宣扬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反动内容的出版物，经改头换面，重新出笼；有的已被撤销的出版单位还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个别出版、发行单位，继续违反出版管理规定，出卖书刊号，大量出版、征订、发行有害书刊；有些印刷厂见利忘义，违法承印非法出版物。
为了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了《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明确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但是，这一重要的司法解释颁布以来，有些地方还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没有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罚代刑的情况还很严重，致使一些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继续从事非法出版犯罪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利于“扫黄”斗争的深入进行，而且会危及前一阶段“扫黄”的成果，甚至会使制黄、贩黄的浊流卷土重来。
现再次重申：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务必严格执行高法、高检《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关于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构成投机倒把罪的数额标准，在未作出新的司法解释之前，仍按高法、高检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高法、高检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日《关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执行。对于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决不能只由行政部门罚款了事。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应及时受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上述高法、高检的通知，依照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予以惩处。对于从事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单位，应当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坚决纠正和防止“有案不查、立案不结、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的现象。要抓紧处理一批大案要案，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扩大宣传，以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把“扫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以上通知，望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

附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节录）

节录
三、关于投机倒把罪的几个问题
（二）关于如何认定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问题
“情节严重”是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
目前对于追究投机倒把罪的数额起点不宜规定太死，应本着既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又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掌握的原则，把数额和其他严重情节结合起来认定。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三千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较大”。同时，应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例如：多次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利用职权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影响很坏的；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引起民愤的，等等。
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投机倒把“数额巨大”。
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特别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投机倒把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项主要内容。

以上所提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都是供参考的数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机关可参照上述数额，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节录）

节录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一般以非法经营数额达到三十万元至六十万元，或者非法获利数额达到十万元至二十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犯罪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参照上列数额意见，提出本地区具体数额标准。并在办理案件中，将本地区确定的数额标准和单位投机倒把的其他构成条件结合起来考虑，决定是否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