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8〕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认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提出如下意见：
一、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
（一）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造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密切监测流动性总量及分布变化，适当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停发3年期央行票据，降低1年期和3个月期央行票据发行频率。根据国内外形势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
（二）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力争2008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4万亿元以上。
（三）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提高经济自我调节能力。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改进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二、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满足合理资金需求
（四）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加大对民生工程、“三农”、重大工程建设、灾后重建、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的信贷支持。积极发展面向农户的小额信贷业务，增加扶贫贴息贷款投放规模。探索发展大学毕业生小额创业贷款业务。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适当控制对一般加工业的贷款，限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五）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全面清理银行信贷政策、法规、办法和指引，根据当前特殊时期需要，对《贷款通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做适当调整。
（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增加对信用担保公司的支持。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建在内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
（七）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出口信贷业务。将进出口银行的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优惠利率适用范围，扩大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允许金融机构开办人民币出口买方信贷业务。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出口融资业务中的积极作用。
（八）加大对产业转移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发展针对产业转移的信贷产品和审贷模式，探索多种抵押担保方式。鼓励金融机构优先发放人民币贷款，支持国内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
（九）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方向，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发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在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基础上，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指导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林权质押贷款业务。
（十）落实和出台有关信贷政策措施，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加大对城市低收入居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的信贷支持。支持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拓宽汽车金融公司融资渠道。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三、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十一）采取有效措施，稳定股票市场运行，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完善中小企业板市场各项制度，适时推出创业板，逐步完善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促进上市公司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减少审批环节，提升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
（十二）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探索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尽快推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钢材、稻谷等商品期货新品种。
（十三）扩大债券发行规模，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优先安排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相关的债券发行。积极鼓励参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开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推进上市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研究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在内地有较多业务的香港企业或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完善债券市场发行规则与监管标准。
四、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十四）积极发展“三农”保险，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农业和农村小额保险及产品质量保险。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风险保障。做好灾后重建保险服务，支持灾区群众基本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研究开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竞争，支持出口贸易。
（十五）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鼓励保险公司购买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公司债，引导保险公司以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稳妥推进保险公司投资国有大型龙头企业股权，特别是关系国家战略的能源、资源等产业的龙头企业股权。
（十六）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企业通过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计划，研究对养老保险投保人给予延迟纳税等税收优惠。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和养老实体。提高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水平，发展适合农民需求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五、创新融资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十七）允许商业银行对境内外企业发放并购贷款。研究完善企业并购税收政策，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十八）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发挥债券市场避险功能，稳步推进债券市场交易工具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
（十九）加强对社会资金的鼓励和引导。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政府鼓励项目，特别是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项目。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完善工商登记、机构投资者投资、证券登记和税收等相关政策，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按照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投资的规定，落实和完善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十）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支农主力军作用，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建立多层次信贷供给市场。
（二十一）创新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在进一步规范发展信贷资产重组、转让市场的基础上，允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发展以中小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贷款等为标的资产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适度分散信贷风险。
六、改进外汇管理，大力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二十二）改进贸易收结汇与贸易活动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便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贸易融资。加快进出口核销制度改革，简化手续，实现贸易外汇管理向总量核查、非现场核查和主体监管转变。适当提高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比例，将一般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比例从10%提高到25%，对单笔金额较小的出口预收货款不纳入结汇额度管理。调整企业延期付款年度发生额规模，由原来不得超过企业上年度进口付汇额的10%提高为25%。简化企业申请比例结汇和临时额度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中外资企业集团实行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扩大人民币在周边贸易中的计价结算规模，降低对外经济活动的汇率风险。
七、加快金融服务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二十三）进一步丰富支付工具体系，提高支付清算效率，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进一步增强现金供应的前瞻性，科学组织发行基金调拨，确保现金供应。配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库集中支付涉农、救灾补贴等财政补助资金范围，实现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所需资金直达最终收款人，确保各项财政支出资金及时安全拨付到位。优化进出口产品退税的国库业务流程，提高退税资金到账速度。加快征信体系建设，继续推动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便利条件。
八、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增强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能力
（二十四）放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的呆账核销条件。授权金融机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进行重组和减免。借款人发生财务困难、无力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的，在确保重组和减免后能如期偿还剩余债务的条件下，允许金融机构对债务进行展期或延期、减免表外利息后，进一步减免本金和表内利息。
（二十五）简化税务部门审核金融机构呆账核销手续和程序，加快审核进度，提高审核效率，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化解不良资产，防止信贷收缩。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对农户小额贷款、农业担保和农业保险实施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研究金融机构抵债资产处置税收政策。结合增值税转型完善融资租赁税收政策。
（二十六）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调动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的风险补偿。鼓励金融机构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部门，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等方面的外汇资金需求，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利率进口信贷方式给予支持。
九、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二十七）完善国际金融危机监测及应对工作机制。密切监测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动态，研究风险的可能传播途径，及时对危机发展趋势和影响进行跟踪和评估。高度关注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变化。必要时启动应对预案，包括特别流动性支持、剥离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对银行负债业务进行担保等，确保金融安全稳定运行。
（二十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强化资本金约束和流动性管理，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努力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二十九）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理顺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正确处理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经济下行时避免盲目惜贷。切实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十）支持和鼓励地方人民政府为改善金融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地方人民政府应在保护银行债权、防止逃废银行债务、处置抵贷资产、合法有序进行破产清算等方面营造有利环境。继续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推动地方信用体系建设，培育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文化，促进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改善。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提单中管辖权条款实际联系要求解读

吴星奎


中文摘要：提单管辖权条款通常约定由承运人所在国即主营业地法院管辖，但是也可能约定由第三国法院管辖，该国法院除被选择外，提单下争议与该国再无联系，对于这两种条款的效力，理论中颇有争议，司法实践中做法也不稳定，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实际联系原则内涵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立法和保护当事人利益等角度出发解读“实际联系原则”，应当认定前者有效后者无效。
关键词：提单管辖权条款；第三国法院；协议管辖；实际联系原则；
提单管辖权条款指规定如果提单当事人一旦发生争议，如果诉诸诉讼，则因提单或与提单有关的一切纠纷由某一特定法院或某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的条款。关于其效力，除了极少数国家如意大利、澳大利亚明确否认外，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绝对承认和绝对否认其效力的情况都不存在，往往依靠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
对于协议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采取内外有别的规定。对于涉外协议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对于“实际联系”的具体含义和范围，我国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争议的有两点：第一、提单管辖权条款指向承运人主营业地法院，承运人主营业地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第二、如果第三国法院仅仅被当事人选择而与争议无其它实际联系，选择是否有效？本文试图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立法和保护当事人利益等角度等角度，为我国法院正确认识“实际联系”的内涵提出若干意见和看法。[注释一]
一 司法实务的做法
以承运人主营业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而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效力的案例有两则。
广州海事法院受理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诉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被告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本案所涉提单管辖权条款的约定，因本航次载货船舶“WIENIAWSKI”轮是由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格丁尼亚分公司经营的，而其主要营业地在波兰，故本案应由波兰格但斯克VOIVODESHIP法院管辖，广州海事法院对本案不具管辖权。经审查，合议庭一致认为，本案属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尽管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在本案所涉提单中对管辖权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没有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即没有选择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代表机构住所地的法院管辖，提单中的协议选择管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故对该协议管辖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次运输的目的地为黄埔港，该目的港在本院辖区内，故广州海事法院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 ]
在厦门海事法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诉被告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货损赔偿案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根据本案提单管辖权条款关于“运输合同项下任何诉讼必须由鹿特丹法院审理，其他法院无权审理有关纠纷”的规定，我国法院无管辖权。法院认为，鹿特丹仅为被告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非本次海上运输的签订地、起运地、中转地、目的地及海事事故发生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故驳回了被告的异议。[2]
以第三国法院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而否定其管辖权的有太平洋恩利渔业（香港）有限公司速耐干伊斯特海运公司、东风运输有限公司货损货差纠纷案，东风运输有限公司依据提单管辖权条款提出异议，被大连海事法院驳回，东风运输有限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裁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EASTWINDS/LMONTEVIDEO SHANGHAI提单中虽规定“有关提单的所有争议应提交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裁决，适用英国法律”，但是，该规定违反涉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据此，辽宁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3]
二 理论上的争议
我国的协议管辖要求所选法院必须与争端有实际联系，这受到我国很多学者的批判和指责，李浩培先生就曾经指出：“订立契约以进行国际贸易的法律主体，不论是自然人或法人，通常属于不同国籍的国家。这些法律主体通常倾向于维护其各该本国的司法制度的威望，而对于对方的司法制度未免抱有不信任感。要求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管辖就是排除选择中立法院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双方当事人因此不能就达成国际贸易的契约而对国际经济往来的发展不利”。[4]
如果当事人选择一国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且接受该国法律管辖，除此之外该国与争议再无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法官认为选择该国法律本身就与案件有了“实际联系”，其理由是：“单就对整个合同关系的处理而言，当事人所选择的处理纠纷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无疑对处理该合同争议具有更为紧密和更为实际的联系，有关合同的争议都必须依据有关准据法来解决。从这个角度说，当事人选择了适用该第三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该国法律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履行乃至合同纠纷的解决，有了内在实质上的联系，该国由此成为与本案具有了‘实际联系’”。[5]
三 实际联系原则的内涵
在列举的前两个案例中，法院以承运人主营业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而否认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的做法明显是过于扩张自身的管辖权。我国对于协议管辖是内外有别的，对于国内案件，《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对于涉外合同，则应遵循上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而第二百四十四条并没有采取第二十五条的列举式规定，而是笼统地要求具有“实际联系“即可，其范围更为广泛，上文广州海事法院的判决即混淆了内外有别规则。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承运人总部所在地与案件无“实际联系”，这种认定也是没有理由的。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一般也是其国籍所在地、而“原告就被告”是一项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的基本原则，一般来说，提单管辖权条款绝大部分都是指定承运人主营业地法院管辖，认为承运人主营业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无疑从根本上推翻了提单管辖权条款效力的根基，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不宜采取此种极端的做法。
如果提单管辖权条款指向的第三国法院仅仅是被选择，或除此外还选择了第三国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这种情况下其选择不应被认为有效，理由阐述如下。
（一） 这和很多国家的法律以及国际条约草案的规定一致，符合我国国情
对于当事人能在多大的范围内通过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各个国家的立法很不一致。有些国家允许当事人只能选择与案件争议相关国家的法院管辖，英国、德国、法国等则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外国法院管辖，正是由于这种冲突的存在，《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草案）》对二者进行了折中，它只要求“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有关的争议”，并不要求有实际联系，如此可以限制当事人选择不合理、不方便的法院以规避法律。[6]此草案的2004年版本《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三条也同样要求争议“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有关”。实际上，在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确定上，各国都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以实现本国的各种利益，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目前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过度扩大己方管辖权、无视其它国家的司法权的后果必然是招致其它国家的报复而对己不利，但是在协议管辖“实际联系”要求方面，很多国家都有此规定，我国作出此规制并不会引起其它国家的敌视和报复。
英国等国家的当事人可以选择任意法院协议管辖（不区分当事人）的做法并不值得我国仿效，作为传统的海运大国，英国的海事法律和司法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如各国海上保险法基本上以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为蓝本，很多海事诉讼和仲裁也在英国进行，在英国，真正由英国本土的货主提起的诉讼数量很少，大部分诉讼都是国外的当事人根据提单的管辖权条款提起的，因此英国当然会极力鼓励任意选择的有效性，不要求争议和英国法院有实际联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与其不区分国内外当事人统一承认协议选择任意法院的效力，不与采取务实的内外有别的做法，涉及到我方当事人时适用《民事诉讼法》要求有实际联系从而否认选择第三国法院条款的效力，涉及双方提单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时适用我国《海讼法》第八条，我国法院不必与纠纷有实际联系即有管辖权，如此一方面扩大了我国法院的管辖权，一方面有维护了国内货主的利益。
（二） 排除第三国法院管辖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海诉法》“实际联系”要求的本来含义
有论者如奚晓明法官认为，选择第三国法律足以使第三国与争议有实际联系，这种理由是不科学的。选择一国法律并不足以使该国取得管辖，否则又何以有国际私法中外国法的适用？选择一国法律作为准据法与一国对该争议具有管辖权二者并无必然的、因果的联系，因此选择第三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并非使得争议与该国有“实际联系”。事实上，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而只是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的情况下，依据第三国的冲突法规则，第三国一般也会适用其本国实体法来裁判案件，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只要选择了第三国法院管辖，无论选择了第三国法律为合同准据法与否，第三国法院都有管辖权。这种推论是荒谬的，仅仅选择第三国法院这一因素不能使争议与第三国有“实际联系”，否则，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指向任何一国法院都被认为有效，那就没有必要作“实际联系”的限制了。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取得管辖权是目标，而装货港、卸货港、承运人主营业地在其所选择法院所在国则是该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媒介、工具和手段，仅仅选择法院本身不能即是目标又是媒介。
我国《海诉法》第八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从此条规定可以无可辩驳地推导出，单纯的第三国法院被选择并不能使得该国与纠纷有“实际联系”，“实际联系的地点”与“书面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从立法语言的前后协调一致考量，《海诉法》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同一词组不会表达不同的意思，二者“实际联系”的含义应当是统一的。
最高人民法院也一贯持此种态度，最高院民四庭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第一条规定：“理解‘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综合考察当事人住所地、登记地、主要营业地或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诸多因素”。[7]但是依据法律解释的同类规则，集合概念中列举的一些种类的事务，其未尽事项的扩大解释应当限于与所列举的事务属于同类。[8]虽然对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是否有效没有规定，但是选择第三国准据法且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显然不是具体、实在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与以上列举事项并不同类。
（三） 有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
关于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除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明确否认外，大多数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基本态度是权衡国内贸易和航运的利益轻重后，在基本肯定其效力的基础上又施与种种限制。我国是一个航运和贸易大国，据据《联合国贸发会2005年海上运输回顾》的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的贸易份额占全球百分比是6.2%，商船吨位占全球比例为6.8%，[9]可见，船货双方的利益都很重要，基本上应该给予同等保护。在基本肯定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以取得其它国家法院对我国航运企业提单中国法院管辖权条款承认的前提下，也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护国内货方的利益，因为货方为了一笔不大的索赔遵照提单管辖权条款去外国法院起诉的话，面对的是陌生的法律和环境、高昂的诉讼和交通费用、判决承认和执行上的周折和不确定等，这种情况下货方大多数情况下会被迫放弃诉讼。一概承认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显然不利于国内货主的利益，实践中也极少有国家采取。以第三国法院与争议无实际联系排除第三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对提单管辖权条款给予限制、方便国内货主诉讼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和办法，没有理由应当抛弃。由于第三国法院与争议一般无利益纠葛，一般也不会以对等原则予以报复，即使如此，由于中国海事法院的影响力等因素所致，外国船公司提单约定中国法院为第三国法院管辖的情形是很少见的，这种担心就纯属多余了。
注释[一]若当事人都是外国居民，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的规定，不要求有实际联系，本文讨论提单持有人为我国国内居民的情形。
参考文献
[1]中保广州分公司与中波轮船公司管辖纠纷http://www.sol.com.cn/new56/wl_msg.asp?id=27081[EB/OL]．2006／10／06．
[2] 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依提单管辖权条款提出管辖权异议因该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被驳回案．http://www.ylbj.com.cn/falv/Article/haishipanli/200306/870641.html /[EB/OL]．2006／10／06．　
[3]金正佳．中国海事审判年刊（1999）[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332．
[4]李浩培．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64．
[5]奚晓明．论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协议管辖条款的认定（上）［J］．法律适用，2002，（3）：11－17．
[6]韩德培．国际私法问题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91．
[7]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J］．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2004（01）：45－83．
[8]致远．系统解释法的理论与应用（下）［J］．法律适用，2002，（3）：47－51．
[9] UNCTAD.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http://www.unctad.org/en/docs/rmt2005ch3_en.pdf [EB/OL]．2006／10／06．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法2005级国际法研究生，email:aku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