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探源
屈 振 辉
【摘 要】 伦理精神是现代环境法有别于传统环境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种伦理精神亦有着深厚的渊源。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根源于人性发展的伦理要求，来源于环境问题的最终实质，起源于现代出现的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探求，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现代环境法 伦理精神 伦理要求 环境问题 环境伦理

环境法学界目前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尚在论战之中。有些学者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有些学者则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1]尽管两种主张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了以人作为所调整关系的核心。以人为调整对象是法的基本特征，环境法在近代的蓬勃发展主要源于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下，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自身存在问题的结果，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以人为其价值本位。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理性的思潮，例如人本主义，从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2]人类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经过演化，最终构成了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因此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刻上伦理道德的烙印。
然而人类的上述思考是一个不断递进、逐渐深入的过程，环境法也并未始终以人类伦理为其演进轨迹。现代以前，人们较为重视思考自身存在的方式问题，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环境法过于偏重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有限，因此传统环境法只可能成为保护某种资源和防止某种污染或破坏的纯技术性规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转而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环境法于是进入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现代发展阶段。
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演进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环境法亦不例外。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各国普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应地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尽管学界普遍将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性和共同性视为环境法的普遍特征，但这都并未概括出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之处。现代环境法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法律结果，它相对传统环境法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内蕴着极其丰富的伦理精神。
一、 现代环境法根植于人的伦理要求
人性本应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而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设计的产物，又必须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存在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性自然成为沟通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桥梁。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范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不同法域内人性假设的千差万别。马克思依据其对人类社会结构三阶段的划分，相应地将人性依次分为个性、社会性和类本性等三类。以此为依据，不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法域划分似乎都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在不断演进中的各部门法具有了进行法域变换的可能。环境法在历史上相继经过了由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变迁过程，并正在向未来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发展[3]，其原动力就在于对人性假设的不断发展和修正。现代环境法是以“生态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它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主张的具体化，而根源于此的现代环境法也应当具有某些伦理精神。
（一）现代以前环境法的各种人性假设
垄断的出现是环境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时间标志，以其为界限可以将环境法划分为垄断前和垄断后两个阶段。垄断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们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个性，这成为人们据以设计法律制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此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分属私法或公法范畴，但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设计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设计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压抑人的个性，防止他们为谋私利而彼此伤害。垄断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每个人都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因弊端重重而日渐被人们所弃，法律制度在设计上的视角也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即“社会人”的假设）。以社会利益为价值本位，公、私两大法域相互融合，衍生出新兴的法域即社会法域；而其中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范又被汇集在一起，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环境法。
（二）现代环境法的“生态人性”假设
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环境法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人性假设。当代的环境问题既不是私人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大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在环境问题面前，人的私利和社会利益已为人类整体利益所概括，人的个性和社会性已被人的类本性所替代。在自然环境面前，人既不能以个体为存在单位也不能以社会为存在单位，而必须以“类”——人类为存在单位。这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设计前提的根本变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终被“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生态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类与万物生而平等，人类仅是自然的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活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进行，人类必须实现代际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就突破了以往仅将法的调整对象限于人际（域）的局限，从而实现了法域划分上的革命性突破，衍生出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生态人”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要求的特殊表达，而这种表达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环境法以现实环境问题[4]为主要规制对象，环境问题的性质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环境法的性质。对环境问题的定性研究自然成为了环境法定性研究的理论起点。尽管学界对环境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
（一）有关环境问题性质的不同观点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对于其实质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说、科技说、政治说、社会说和国际说等几种主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视环境问题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环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行动鼓励低效能所反致的环境毁坏而导致的。”[5]但有人却视环境问题为科技问题，将环境问题恶化归咎于科技不发达，即“科技提供资源或消除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6]也有人视环境问题为政治问题，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旨在强调环境问题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性。还有人视环境问题为社会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依托于现有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7]更有人视环境问题为国际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国界和管辖范围，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其它学者也根据各自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上述分析虽都有一定依据和合理之处，但都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应归结为伦理问题。一方面，人类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关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将世界截然分为人类世界与人外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类主体的人为片面追求自身物质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并肆意侵占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等世界整体中的非人类主体的当然利益。而在人类世界的内部，也有空间上的个别与群体、时间上的当代与未来等划分。作为群主体中的个别人或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特殊利益，忽视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或后代人应有利益。人们在无道德状况下或畸形道德的指引下，在非理性发展的歧途上越深陷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终可归结为对自身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政治的昌明、文化的发展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些并非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人类生存“形”的层面。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实”的层面，即探询人类生存意义之所在的层面。如果仅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方式层面，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狭隘；而只有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层面，对人类生存的理解才能达到全面和完整，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人们在穷尽种种手段之后仍未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况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最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并“不是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伦理信念” [8]，我们将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归结为伦理问题的理由就充足了。
三、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的共同规则或习惯，这是对法起源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但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具有过程性。各部门法的产生时间并不统一，演进过程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部门法在起源上虽有某些相同但更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律社会化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部门，它们是在法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们不可能起源于共同规则或习惯，而是各自有着具体的产生渊源。例如，经济法就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弊端、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应对经济发展危机而制定的现代经济政策。现代环境法作为的第三次法律革命的产物，自然有着与传统环境法所完全不同的起源——它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一）对于传统环境法起源的历史考察
人类依法保护环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西周的《伐崇令》和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文献中都有涉及环境保护的专门规定。但环境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出现，却是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此时环境法的发展才开始进入传统阶段。传统时代的环境法，因受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只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方式层面。这种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导致了环境法仍无法突破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视域也仅限于濒危资源保护或严重污染治理等狭窄范围里。所谓环境法只不过是其它部门法基本理论在环境领域的简单应用和人类有限环境科学知识的法律“直译”。法律规范以社会学为视角，可分为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纵观这种以公法形式出现的传统环境法，义务性规范、技术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充斥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伦理色彩可言。传统环境法内在伦理精神的匮乏，决定了它无法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这迫切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环境法，并对它进行革命性地彻底变革，而这首先必须从其法哲学基础开始。“哲学上的每一次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9]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对环境法进行理论上脱胎换骨式的再造。
（二）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现代环境伦理是对传统伦理的彻底颠覆，而它的出现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法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现代环境法才能冲破束缚、应运而生！现代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调整范围的拓展。传统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以个体或社会成员形式出现的人，而现代环境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分别是以“类”形式出现的人和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据此，现代环境法才可能将其调整视野扩展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广阔领域。其次是价值观念的扬弃。传统伦理只承认人的价值而否认自然的价值，而现代环境伦理既承认人的价值更看重自然的价值。罗尔斯顿就将自然的价值系统归纳为十四项[10]，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环境伦理学体系。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突破了以往以人或国家或社会为价值本位的传统法域的局限，进入以生态利益为价值本位的生态法域之中。[11]再次是基本理念的重构。现代环境法在对传统法学理论进行彻底颠覆之后，必须重新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基本理念。现代环境伦理为现代环境法提供了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秩序、环境安全、环境正义等一系列特殊理念，而这些理念是以往哲学或伦理学所无法提供的。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以其为元素构建自己独立的原则、制度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最后是研究范式的突破。蔡守秋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笔者就不再赘述了。[12]鉴于以上贡献的不可替代和独创性，可以确认现代环境伦理与现代环境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
对现代环境法追本溯源式的探求，使我们可以初步确认现代环境法的伦理性特征。这就使以伦理性为特性的现代环境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法律必须体现某种伦理精神，必须追随某些道德目标，必须遵循某些价值准则”，而且“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13]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深入探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1]前者的代表性论著为: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后者的代表性论著为: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2（03）.
[2] [美]艾伦•沃森著. 李静冰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0.
[3]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法律出版社,2002.25-28.
[4] 环境问题有原生与次生之分，本文所称环境问题仅指次生环境问题，即因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恰当地开发利用环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即环境法调整范围内的环境问题.
[5] 汪劲. 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6.
[6] 杨通进. 走向深层的环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44.
[7] 谭江华、侯钧生.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法学表达[J], 社会科学研究.2004.(1).83.
[8] 杨通进. 走向深层的环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1.
[9]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10] Holmes Rolston,1988,Enviromental Ethics: Duies to and Value in the Natural Worl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4-27.
[11] 郑少华. 生态主义法哲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4.
[12] 蔡守秋. 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J], 法商研究.2003.(3).
[13] 胡旭晟. 论法律起源于道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

原载网址: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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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笔者硕士论文《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暂拟题）的第一章，希望浏览和阅读本文者能以电子邮件形式与笔者进行交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0年1月16日）

　　去年，各地和有关部门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围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农村总的形势是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结构调整中稳定增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农业生产连续5年获得好收成，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实际上就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阶段。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一历史性跨越，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为解决温饱而主要追求产量增长的农业生产，就可以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突出质量和效益，向多样化、高品质的方向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过去由于短缺而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就可以将更多的农产品用于发展畜牧业和各类加工业，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过去迫于生存压力而过度开垦的土地，就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逐步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创造更加适合于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过去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就可以加快步伐，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更快地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不仅是解决当前农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困难的客观要求，更是提高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有效途径。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一、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当前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调整势在必行。各地要按照适应市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制定当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规划，并通过政策引导、信息服务、技术示范等手段，加强对结构调整的指导。

　　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当前要着重抓好三个环节：第一，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继续压缩不适销品种，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有关部门要加大对“种子工程”的支持力度，通过品种改良和新品种开发，加速我国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力争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使我国农产品的良种普及程度和质量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第二，积极发展畜牧水产业，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要抓紧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开发优质饲料，采用先进的养殖技术，进一步提高养殖业的比重。加强疫病防治和饲料监测体系建设，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确保畜禽水产品的质量和卫生安全。在有条件的地方，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建立无规定疫病畜产品出口基地，努力扩大畜产品出口。第三，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粮食主产区要稳定面积，提高单产，优化品质，稳定提高粮食生产水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合理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发展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着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

　　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也是结构调整的基础。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粮食生产能力。要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禁乱占耕地。在当前粮食库存量大、粮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必须更好地贯彻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是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业基础的重大政策,也是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的重大措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要认真执行优质优价政策，促进粮食品种结构调整，但决不准压级压价，更不得限收拒收。　

　　二、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实现转化增值，对于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带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尤其是食品加工相对滞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很大。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使其成为推动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要立足于现有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资产重组，不能盲目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规模结构，在多层次加工转化中着重发展精深加工，努力开发新产品，积极发展优质名牌产品。要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努力提高我国农产品加工的技术水平。加强专用原料品种的开发，引导原料生产逐步向专业化、基地化方向发展。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

　　以公司带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加工转化增值的有效途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得力措施，推进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全国选择一批有基础、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龙头企业作为国家支持的重点，在基地建设、原料采购、设备引进和产品出口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扶持，各地也要抓好这项工作。龙头企业要与农民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更好地带动农民致富和区域经济发展。

　　三、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

　　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不仅有利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拓宽城乡市场，优化国民经济整体结构，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

　　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切实搞好小城镇发展的规划，制定支持措施，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发展小城镇要坚持循序渐进，防止盲目攀比、一哄而起。要充分考虑现有小城镇的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潜力，选择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基础较好的小城镇予以重点支持，发展小城镇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争取经过5至10年的努力，把一批小城镇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使全国的城镇化水平有显著提高。

　　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重要阶段，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要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特优新产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销业；结合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商业、饮食、服务和旅游等第三产业。对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以及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要坚决停止生产。要加强和改善对乡镇企业的社会服务，乡镇企业集中的地区，可以建立多种形式的科技和信息服务中心，帮助企业了解市场和进行技术、产品开发。

　　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逐步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高效率转化科研成果的技术推广体系，不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农业科技工作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重点发展优质高产高效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技术，农产品贮藏、保鲜、包装技术，以节水灌溉为重点的降耗增效技术，以生物措施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技术。既要追踪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前沿，又要满足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又要重视技术推广；既要发展高新技术，又要重视常规技术；既要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又要注重产前、产中、产后技术的集成配套；既要重视培养一批学术带头人,又要注重提高农业科技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关部门要抓紧制订和实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支持农业结构调整，是当前农业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县乡两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农技推广的基本力量，要在继续做好定性、定编、定员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广经费，改善工作条件，提高人员素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提高服务水平，从今年起，各级财政要拨出专项经费作为启动资金，支持各地以现有乡镇技术推广机构为基础，有计划、有重点地创办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场，使之成为农业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优良种苗繁育基地、实用技术培训基地，在结构调整中发挥带动作用。

　　要切实推进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建立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抓紧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和科学园区，并制定扶持政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先进技术产业集团。各地也要从结构调整的实际需要出发，扶持具有一定优势的研究机构，以多种形式进入企业，或创办研究、开发、应用一体化的企业。

　　要切实抓好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鼓励各地从发挥资源优势、形成产业特色出发，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对重大技术引进项目和合资、合作的农业项目，要在项目配套资金和相关配套条件方面给予支持。

　　五、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

　　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必须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对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目前，农产品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但产地批发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是迫切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产地批发市场是农民接受市场信息、了解市场行情和出售大宗农产品最便捷的渠道，也是鲜活农产品实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形式，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形成具有本地优势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各地要把产地批发市场纳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增加投入，重点搞好场地、道路、通讯和农药残留检测等公用设施建设。

　　改革以来日益活跃的农民经纪人队伍和各种形式的民间流通组织，是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重要市场中介，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支重要力量。各地要采取鼓励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引导他们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加快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尽快制定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标准和规范，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及时、准确、系统、权威的农业信息体系。要参照国际惯例和准则，从我国实际出发，抓紧制定和实施主要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完善检测手段。特别要搞好粮食、棉花分等分级，落实优质优价政策。

　　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途径，也是顺利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保证。要充分利用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粮食库存较多的有利条件，加大投资力度，更大规模地开展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植树种草、水土保持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以公路、电网、供水、通讯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我国的农业基础。

　　水利建设要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实施计划，继续抓好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加快大型灌区水利设施的整修、改造和续建配套，搞好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要根据调整农业结构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新要求，继续开展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积极发展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完善水利建设的监管机制，确保工程质量。抓紧建立权威、高效、协调的主要江河水资源管理体制，合理调度和统一管理流域水资源。改革水利工程的投资、建设和管理体制，鼓励集体、个人以多种方式建设和经营小型水利设施，调动各方面特别是农民群众投资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生态建设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落实好国家对天然林禁伐地区、停伐企业和被关闭的小型木材加工企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加大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力度，加快荒山绿化；在以往过度开垦造成生态破坏的地区，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在干旱风沙地区，加强草原保护，推进防沙治沙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控制土地荒漠化扩大的趋势；采取紧急措施，遏制森林病虫害的蔓延。治理水土流失是生态建设的重要措施,要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西部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尽快恢复和扩大林草植被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结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等综合性措施，集中力量，加快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退耕还林（草）工作，政策性强，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务必尊重农民意愿，周密筹划，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分步实施，注重实效。各地要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抓紧制定科学的规划和具体实施办法，首先选择条件好的地方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扩大。

　　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比较落后，不仅阻碍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切实加强农村电、路、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扩大农民消费，开拓农村市场创造条件。国家要继续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并鼓励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投资。

　　国家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农业综合开发要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由过去以改造中低产田和开垦宜农荒地相结合，转到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和保护生态环境上来；由过去追求增加主要农产品产量为主，转到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上来。重点建设大型优势高产粮食生产基地，优质饲料作物生产基地，发展节水灌溉，建设生态农业。

　　今年是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最后一年，要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以工代赈的力度，力争再解决1000万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目标。

　　农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继续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改善金融服务，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农民是农业投入的主体。要继续引导农民个人和集体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劳动积累，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七、强化农村土地承包、集体财务和农民负担管理

　　加强农村经营管理，把贯彻农村经济政策的工作制度化、经常化，是保证党的农村政策落到实处并长期稳定的重要环节。当前，要抓好土地承包、集体财务和农民负担管理，把这三方面的政策落实好，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目前全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已基本结束，加强土地承包管理，重点是建立健全承包合同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合同档案，及时调处纠纷，组织合同兑现。对个别尚未完成延包工作的地方，要组织力量，加强指导，抓紧落实。没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必须尽快发放到户。要妥善解决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中的遗留问题，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要继续做好农村集体资产的清理工作，建立资产登记台帐，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财务制度，搞好收支核算，定期公布帐目，加强民主监督。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并逐步化解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继续做好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加强对民间信贷的引导和管理，化解农村金融风险。对财务混乱、群众反映强烈的乡、村，要派专人帮助清理整顿。

　　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是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改善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切实搞好试点。未进行试点的地方，要继续实行农民合理负担额“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健全提留统筹款的预决算制度，加强专项审计。农民负担监督卡要及时发放到户，并严格执行。坚决禁止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严禁动用警力参与收缴提留统筹款和其它收费工作。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面广量大，政策性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建立健全有权威的工作机构和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努力造就一支熟悉农村政策、热心为群众办事的专职队伍，提高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水平。

　　八、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工作要始终坚持两手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集中精力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必须切实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今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央组织部已经作出具体部署，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要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为重点，下大气力培训好农村基层干部。今冬明春，要分期分批集中培训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带领群众发展经济、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深入扎实地开展创建“五个好”村党支部、“六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建设先进县活动。继续抓好后进村和贫困村的整顿，着力选好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加强村级组织配套建设，依法推进村民自治。既要坚持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要支持村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步伐，抓紧清理乡镇超编人员。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针对新阶段的新情况，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和农村政策教育、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移风易俗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进一步搞好创建文明户、文明村镇活动，积极推进城乡共建、工农共建、村企共建、军民共建等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提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克服愚昧落后；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切实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继续组织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扩大广播、电视覆盖面。

　　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继续抓好“严打”整治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地痞、村霸等流氓恶势力。坚决打击和取缔“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依法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加大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的力度。在加大整治力度的同时，积极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建立健全法律咨询服务体系和信息报送体系；做好民事调解工作，及时化解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巨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农业和农村迈向现代化的新起点。在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必将有更大发展，对农业的发展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全党同志务必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农业基础还不牢，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也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根本出发点。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信心，埋头苦干，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