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


（一）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


加强和改进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推进依法执政

南昌市司法局 熊晓峰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党对各项工作包括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政法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政法工作的一大特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法部门忠实履行职责、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保证。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的情况下，加强和改进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
各级党委政法委是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肩负着领导、监督、协调、管理、指导、服务政法工作的职能。在当前政法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形势下，必然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加强党委政法委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的职能作用，明确职责范围，完善工作机制，落实保障手段，提高领导和管理能力。
一、依法执政实现了党领导方式的转变
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包括党的执政，但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毕竟有差别，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执政和领导的区分，将执政视同为领导，也将领导泛化为执政。但如果我们只看到或强调这一方面，而忽略它们相区别的一面，就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领导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领导，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它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运动直接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直接向社会发号施令。而执政则具有间接性。执政主要是执政党通过执掌政权来治理国家，是以国家政权为主体所从事的政务管理活动，是一种国家行为。党不能绕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党也不能越过宪法、法律和司法机关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而只能通过立法、守法、支持司法机关执法来依法治国。这就要求党具备通过国家机器执政的能力。领导与执政的区别还在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执政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因此，不能把政治领导的手段和方法简单地搬到执政活动中来，不能把政治领导与执政行为混为一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工作重点，将执政能力建设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党的执政能力给出了一个科学而简明的定义：“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
执政能力的核心是依法执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执政党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主要是通过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进行的，因此，执政党能否科学有效地运用法律制度来管理好国家，能否树立法治在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执政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愿，维护国家的利益，服从执政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一切违宪、违法的执政行为都可能给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都是同党的先进性以及“三个代表”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应当予以防止和避免。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是存在于国家之外而是存在于国家之内，不是存在于宪法和法律之外而存在于宪法和法律之内，党不能置身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更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执政党应当对国家政权机关、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和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有关立法工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经济工作和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都应当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但是，执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应直接行使国家机关的职能。执政党的执政职能是支持和保证它们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各级党组织应按照党章的要求，切实“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二、依法执政要求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
要实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首先必须保证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法各部门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法部门或对其工作的领导，其根本要求是保证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法律在全社会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地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要善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优势实现党的领导，善于运用宪法和法律来实现党的领导，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党的领导。
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将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也就是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法律被良好施行。我国法律从实体和程序等各个方面都对政法机关的活动做出了较为周密而合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衡量政法机关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不是看它是否坚持了某个组织、某个领导的意见，而是要看它是否坚持了法律。政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忠实贯彻执行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
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党应当通过完善国家司法机构及其机制，发挥政法机关的最佳效能，保证法的全面实施来实现自己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完备，它的政法工作就能有效地全面开展；司法机构的机制完善，就能保证司法机构和谐一致地良好运行，并确保其固有的方向和方针。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导国家加强司法机构建设，确保法的充分实现，实现司法公正。早在1979年9月9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明确指出：“今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一切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其他途径和方式不能解决时，就要通过司法渠道得到公正处理。司法是法治国家使一个社会保持稳定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救济手段。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 如果司法丧失了公正，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或者法治社会。而实现司法的公正性，主要取决于司法机关能否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应当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司法独立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司法公正独立完全是有利于维护和坚持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政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政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相反，如果各方面的“婆婆”都对政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发指示、批条子，随意干预，使政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不能独立地、公正地依法做出裁判，则势必损害执政党的威信、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即是说，我们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当然我们也要防止那种借口政法机关要独立办案而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甚至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坚持党对政法队伍的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政法战线的每一位同志都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决不容许有任何不同的“政见”，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法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规。
　　三、切实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1、加强政法委对政法干部队伍的管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关键在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保证政法工作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人手里，要切实加大党管干部的力度，认真按照“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要求，坚持党的干部路线，严格按政策，按程序办事，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自觉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考察和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真正把那些对党忠诚、有能力、作风好的人选拔到各极领导岗位上来，切实把好用人关。
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党委政法委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并要求政法委积极主动地履行好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领导干部的职责。但在基层，由于领导体制不规范，在实际运作中迟迟得不到落实，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使政法委的职能和职权不统一，管事与管人相脱节，在政法各部门中不能很好地起领导、管理和指导作用。各级政法委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协助党委及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的任免，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会同上级政法委和同级政法委共同协商推选出一定数额的候选人，政法委对候选人进行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考察材料，提出任免意见，按有关程序报批，使政法委更好地承担起协管政法部门领导和指导政法队伍建设的职责。同时要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要从政法工作实际出发，把好进人关，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坚持凡进必考，政法部门的人员进出必须经过政法委，把那些懂法律、责任心强、执法监督水平高、适宜在政法工作的人调整到政法岗位上来，对不适应做政法工作的人员进行清理调整，保持政法队伍的纯洁性。此外要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建设好干部队伍。有觉悟、有才华、有作为的年轻干部是我们事业的保证，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离不开各类优秀人才，要通过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以确保党对政法队伍绝对领导的实现。
2、加强和改进政法委调研工作。作为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政法委要主动做好党委的参谋助手，经常向党委汇报政法工作情况，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委汇报，并提出合理意见，这就要求政法委要及时掌握政法工作的动态，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新时期，政法机关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政法体制建设方面，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政法委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能否解决实际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能否贯彻落实好上级工作部署，离不开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要为上级当好参谋和助手，使安排部署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有的放矢，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调查研究历来是我党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有效途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日常工作当中许多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很多辛劳，但由于不能很好地提炼升华，工作事倍功半。这其中的关键是分析问题能力不强，没有抓住工作的关键。只有分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抓住工作的主要矛盾。
调研对政法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必须加大投入，强化调研工作。政法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公共权力运作过程，政法干警是专业人士，不能按照一般“机关”的方式来运作，也不能将政法干警视为一般的机关干部对待，要求他们在工作之余完成一定的调研任务。即便在法治发达国家，作为学识、水平、地位最高的法官来说，绝大部分也都只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法务专才，真正如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纳等人有心又有力，著书立说的，只是极为少数的，而且，终其一生，著述也一定有限。况且整体而言，作为事后救济，政法工作天然具有“保守性”，政法工作的“权威性”常常意味着以政法工作的“保守性”为前提，因为只有稳定的体制和程序，才能赋予司法乃至法律本身以可预见性，从而使得公民能够事前即可预测后果，善予措置。而调研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发扬创新精神，要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遵循宪法法律精神的前提下，突破思想障碍和思维定势，努力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和制约，从那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做法中解脱出来，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推出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就与政法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特性不相容，政法工作的这一特殊性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更新思路，改变以往全民调研的分配任务性的作法，把政法部门的调研工作统一到政法委来，加强政法委调研部门。目前，市级政法委的研究室一般就是3-5人，他们承担着机关大量的文字任务，独立进行研究的力量显得比较薄弱。而县、区由于编制所限，设研究室的很少，对机关来说，也只有一到两个干部，最多不过3人，调研力量高度分散，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了强化调研，在干部配备上应该有更大的投入，从力量的重新整合上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来。如果能将政法部门的调研力量统一到政法委最好，由政法委负责政法系统的调研任务；如暂时无法做到这一步，可将政法部门的调研力量由政法委统一领导、统一调度，调研任务由政法委统一布置，调研课题由政法委统一确定、统一调度政法各部门力量共同完成，这样既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交流与沟通，又把各级研究的力量联合起来，能对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问题合作开展研究，使得政法调研工作能脱离政法各部门的局限性，加强前瞻性、共通性，更好地反映政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面临的形势，提出工作的方向和思路，更好地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做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
3、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工作。维护司法权威，是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委政法委员会都要从维护党的权威、国家权威的高度出发，坚决防止和纠正影响司法权威的各种问题。加强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与作用。首先，党委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中造成的失误具有补救作用。党委开展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过程中已经造成的冤假错案,或显失公平，或另有与法院已认定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案件，建议进一步调查取证或再审,以此避免因权力滥用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其次，党委执法监督对司法腐败具有超前防范的作用。党委及其政法委按照党管政法工作的要求，督促和引导政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建立完善各种内部监督机制和错案责任查究机制，从制度建设上设防，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体制上存在的许多漏洞，为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法委做好执法监督工作的重点在于完善执政党通过人大和法定程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在当代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党的监督尤其重要，起着关键的作用。但进行监督不等于党委批案、党委包案、党的个别领导可以批案，党的组织必须摒弃那种以党代法、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事务的做法。对于政法机关的监督，关键是要保证它们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而不是要代替它们，或者要求它们依照政策、指示、命令、决定来履行职责。只要其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了程序与实体合法，就应当保证它们的法定独立性；即使政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于其行为是否合法有异议，甚至已经违法，也应当由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解决，或者在人大依照法律的监督下，由司法机关独立地予以纠正。如果执政党、人大或者其他组织、机构、当事人等认为司法机关的终局裁判不公，或者司法机关做出的司法解释不当，违反了宪法，还可以启动由执政党和人大控制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来发挥“安全阀”的作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执政党通过人大和法律对于司法机关的监督，最好的制度安排是首先确保它们独立行使职权，其次才是在它们越权或者失职的最必要的时候，开动监督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