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与“良吏”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古人治国，讲求“王霸兼综”、“德刑并用”、“儒法相辅”；今人治国，讲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尽管古代的“家国”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国”了，但就其“治国”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还不能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治国”吗？总得需要从“说服”和“强制”两方面着手，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用功。提及此，难免又让人想到了“良法”与“良吏”的问题，想起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既然又想到了这些问题，那就不妨干脆将有关内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谓“良法”？综观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第二、国家机关制定或颁布的具体的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第三、符合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和人类自身特点的社会控制或管理方式。总而括之，从法学家的角度，法应是通过人类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真实的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够起到充分尊重人类自身的权利、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期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能够引导人人弃恶从善、能够帮助人类充分展现自我、能够对“奴役人、束缚人、压迫人、禁锢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公共权力形成抗衡或制约、能够铲除观念上和制度上对人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土壤、能够保障对权利受害者及时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能够创造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则为“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属于非法”。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良法”还仅是反映人类对“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为时至今日，现实社会存在的“假、恶、丑”现象仍要求我们必须制定大量的“良法”出来。人类社会立法的过程，不就是要在社会法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或制定“良法”并摈弃“恶法”的过程吗？人类社会自身不断的进步，不也是反映“良法”与“恶法”不断斗争、“良法”不断战胜“恶法”的过程吗？

二、何谓“良吏”？在中国古代，“吏”一般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今言“吏”则无他意，借指执行法律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执行。什么样的人去执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还是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讲的吧。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根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圣人（即德才兼备者）、君子（即德胜才者）、小人（即才胜德者）、庸人（无德无才者）四类；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按照对人的如此分类，就治国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备之圣人历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误国；小人有才，却又害国；只有君子不害国不误国，可大胆任用也。可见，古人所认可的“良吏”应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为官则属于“恶吏”或“庸吏”的范围。今天，我们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员的标准自然是更加细化、科学化，但有关被录用或任免人员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们现代各级官员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所期待的“良吏”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写在脸面上的东西，只能通过其具体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来。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或借助某些机遇或条件才能发挥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时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我们怎能保障执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执法之人都应是德才兼备的“良吏”。

三、关于“良吏”生“良法”的问题。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转考课敕词》）；“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官吏能否守法和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福祉，也难怪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吏之选拔和考核。无独有偶，英国历史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弗兰西斯科•培根曾担任过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法律”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感。培根认为：再好的法律，如果让拙劣的法官去执行，它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让优秀的法官依据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并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断案同样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追古溯今，可以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各类法律规章不可谓不多矣！有关规定也不能说不具体不详尽矣！然现实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吗？有多少法律规章的具体明确规定是被执法的官吏曲解和滥用了呢？看来，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吏治”存在问题，就像是“好经”被“坏和尚们”给念歪了一样，难怪我们的领导者要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若我们所任免的各级官员无德无才，我们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现实中自然会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良法”，现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会充分发挥出被公正适用的“良法”作用。

四、关于“良法”出“良吏”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从人性的角度说得更为清楚明白些。卢梭曾说过：“人们首要的法则是对自身生存的关怀；人们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怀”（《社会契约论》）。对此，孟德斯鸠说得更为直白些，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产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论法的精神》）。这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家的话语无非是强调制度可以限制或约束人性的自私或恶的方面，说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道理。因为执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为官为吏也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实现自己理想或抱负的职位。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交给他们掌管后不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们从本应该为民掌权谋利的“良吏”一个个蜕变成渎职枉法、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们设计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员不管其级别有多高、职务有多大，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则必让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来“良法”与“良吏”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循环相生、相互为用的辨证关系；不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约束出“良吏”；其中，“良法”为本，“良吏”为末，能够约束“良吏”之“良法”更为本中之本。记得当年英国的培根大法官最终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国议会的审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讲，我可以算是本世纪以来最为清正廉洁的一名法官，但议会对我的此次审判也是本世纪最为公正的一次审判。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样清正廉洁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国那样能够随时限制权力被滥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

人事部 国家教委


关于进一步争取优秀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的通知
人事部、国家教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事（劳动人事）厅（局）、科技干部局（处）、高等教育（教育）厅（局），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人事（干部）、教育部门，各驻外使、领馆，各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
自一九八五年我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以来，一批批留学博士陆续回国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他们为祖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特别是又面临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好形势，
为广大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工作、施展才能提供了有利时机。因此，为进一步争取更多的优秀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并从政策上保障他们来去自由、往返方便，特作如下通知。
一、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各类留学人员（含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等），凡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年龄在40岁以下（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的，均可申请回国做博士后。
争取优秀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是国家为培养造就新的学术带头人和高水平年轻科技人才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国内各派出单位应顾全大局，支持他们回国到适合他们发挥才能的博士后流动站或具备博士后研究条件的非设站单位做博士后，不应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拦。他们被批
准到国内有关单位做博士后，其原所属单位在接到人事部专家司开具的调档通知（样式附后）后，应在一个月内将该留学人员的人事关系和档案材料等转到国家教委留学服务中心（对外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留学服务中心）。
二、继续执行人事部、国家教委《关于争取优秀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的通知》（人专发〔1989〕5号）中的有关规定，即：（1）各博士后流动站在完成当年招收博士后的计划名额后，如还有留学博士申请进站，可不受名额限制；（2）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批准，可允许
留学博士选择具备博士后研究条件而尚未设站的单位做博士后。
三、接收留学博士做博士后的单位（以下简称接收单位）要与留学博士本人签订《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应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内容、目标、期限（在一个流动站工作的期限一般为两年），以及违反《协议书》的
处理办法等项内容。
四、留学博士在国内做博士后期间的待遇、工作、管理以及配偶和子女随之流动等，均按现行有关博士后政策规定办理。
五、博士后研究人员完成《协议书》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后，如本人提出以自费身份再次出国学习或进行合作研究的申请，由留学服务中心负责，为其办理出国手续。留学服务中心在接到博士后研究人员再次出国申请和有关材料（应包括接收单位对博士后研究人员完成协议的证明材料及
有关出站手续）后，一般在40天内办完护照。
博士后研究人员再次出国学习或进行合作研究，其家属提出出国探亲，可由留学服务中心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家属所在工作单位出具有关证明，由留学服务中心协助办理因私出国护照。
六、博士后研究人员完成《协议书》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后，本人提出在国内安排工作单位或转到国内下一个流动站时，按现行博士后工作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七、留学博士申请回国做博士后的程序为：
留学博士申请回国做博士后，需填写《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登记表》（式样附后，该表格可向有关驻外使领馆或国内各博士后流动站单位索取），同时提交两位（至少包括一位国外的）博士生导师或研究课题负责人的推荐信和学位证书或有关学位证明材料，一起报送我驻外使领馆教
育处（组）签署意见。
如申请到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可将上述材料直接寄送国内有关设站单位，并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人事部专家司）和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备案。该设站单位决定接收后，直接通知留学博士本人。
如申请到非设站单位做博士后，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可将上述材料寄送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人事部专家司），并报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备案。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征询有关部门、单位意见后予以审定，并将结果答复本人。如果本人已与国内有关单位进行了联系，驻外使
领馆教育处（组）可将《登记表》及有关材料直接寄给该单位，由该单位将上述材料及《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审批表》（式样附后）寄送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审批。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及时将审批结果通知接收单位和留学博士本人。
附件：1、博士后研究人员调档通知单
2、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登记表
3、留学博士回国到非设站单位做博士后审批表



1992年8月18日